以本次披露业绩预告均值计算，公司近年市盈率（TTM）情况如下图：
作者：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陆挺
来源：信报财经新闻
面对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，经济学家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只要给全民发钱或消费券，就能刺激消费和实现经济复甦。但我们认为，向全民发钱或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，不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选项。若要「发钱」，应该针对特定人群，主要是鼓励生育和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基本的社保和医保，这种补贴能兼顾拉动消费、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。此外，通过「保交房」来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出清，也是政府花钱最优方式之一。
关于「发钱」的政策呼吁可分为两类，一是向全民平均发钱，二是给特定群体发钱。发消费券与发钱类似，可理解为有期限和条件的「发钱」。
面对外部冲击才应全民派
发钱好不好，有特定的前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向全民发钱，有一个关键的前提，就是经济和社会遭受极为严重的外部冲击。无论是从人道主义出发，还是从维持总需求的角度，政府发钱补助受剧烈冲击的居民是合理之举。2020至2022年，香港曾数次向成年人直接发放现金，还另外补贴僱主发放工资，美国和日本政府也在疫情期间给居民发放补助金。这些现金发放稳定了就业与消费，安顿了民生，可以说对于当时的经济社会稳定和疫后的经济复甦，都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为什么这种特殊背景下的发钱是有效的？因为这类冲击是外生的，不是内部固有的问题；这种冲击一般是临时的，不会持续太久。政府需要在这类外生事件突发时，迅速向居民发钱或发放生活必需品，从而保障基本民生和维持经济的基本运转，防止因突发冲击造成供需之间螺旋式的下降，造成对宏观经济的二次伤害。
民众也会理解，发钱是特殊情况之下的偶发行为，冲击之后经济会回到以往的正常情况，因此不会期待常态化的发钱。政府在面对这类外部冲击时，只要做好纾困和维持稳定就行，并不需要急于解决内部的固有问题。从稳定需求的角度来看，突发冲击之下，所发现金在当期被使用的比例也较高。但在没有剧烈外部冲击的背景下，就一定要对「全民发钱」持极为谨慎的态度。
首先，内需不振若没有外部冲击，就必然是某些内因导致。全民发钱可能会在短期内带动一些消费，但可能不足以纾缓，更不要说解决导致经济低迷的深层次问题。即使通过全民发钱在短期内对拉动某些消费起到一些作用，但经济当中的痼疾不会像某些外部冲击那样自动消失，政府一旦停止发钱，就会产生「财政悬崖」的情况，消费和经济增速急转直下，迫使政府不断加码发钱，才能避免经济二次探底。
发钱亦可能会延迟实际问题的解决。将现金没有滴漏的发到这些人群手上，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，将会消耗大量的行政资源；在过程中也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贪腐和寻租，额外消耗社会资源。
我们还需要考虑挤出效应︰即使通过印钞而拥有似乎无限的财力，整个政府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，一旦走上持续向全民发钱的道路，就很可能耽搁其他事项，包括迫切需要及时处理的关键问题，也有可能损及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努力。
阻变革增赤字 恐致国进民退
结果可能是，发钱不仅没有真正持续地提高需求，让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，反而可能耽误必要的改革和市场出清，让经济进入某种程度的恶性循环；持续的全民发钱也会大幅增加政府支出和赤字，造成进一步的国进民退。
最后，全民发钱的通胀风险不能完全忽视。通胀极低甚至通缩时，持续发钱在初期未必导致通胀，但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被愈来愈多地用于分配和寻租，一旦民众的预期改变，认为政府只是通过最简单的印钞来应付当下的经济困境，通胀可能会突然爆发。
总之，向全体国民发钱，政府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除非是应对突发猛烈的外生冲击，否则不应该作为提振经济的政策选项。学者们可以举几个疫情期间发钱效果良好的例子，但这些例子几乎都发生在发达国家或经济体，且都是在疫情爆发这种极为特殊的外部冲击下的特殊政策。即使是这些成功例子，有的国家因为在疫情后没有及时降低财政支出规模，等待他们的就是2021年下半年开始的高通胀。
疫情之外，过去几十年大规模向全民发钱的例子不多，有些发展中国家曾做过类似发钱的事，通过印钞和大规模赤字增加福利支出，最后结局不外乎是恶性通胀、经济崩盘甚至国家崩溃。
中国挑战明显源于内需
当下的中国经济不存在严重的外部冲击，面对的挑战显然来自于内需，尤其是这几年房地产的巨幅下行。我国市场利率已大幅度下降，十年期国债利率已跌到2.1%附近，国企融资利率已创新低，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来推动信贷需求的空间已不大。这种情况下，什么政策才能提振经济？
我们认为可考虑以下几点︰一是稳住房地产正规的网上配资炒股，核心是保障买房者作为债权人的基本利益，集中中央财力做好保交楼工作，让房地产市场出清，恢复最基本的市场信心和秩序，并在保交房的过程中间做好保障房的供应。二是有选择地发钱，重点是优化社保和医保体系，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，为部分人群支付更高比例的基本医保费用，这样不仅能提高将近1.7亿低收入老人的收入，还能缓解2.9亿农民工的后顾之忧，提高他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；另一个重点是中央财政直接以现金发放的形式补贴生育。